明代万历朝三案始末是什么？(七步诗的写作背景)

明代万历朝三案始末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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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之一——梃击案

国本之争方告平息，明朝宫廷中又相继发生“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三案反映了万历末年以后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权力而激烈斗争的情况。

万历四十三年（1615），梃击案发生。

五月初四日酉时，有不知姓名男子，手持枣木梃，入慈庆宫门，击伤守门内侍李锚。至前殿檐下，为内侍韩本用等所执。押送法司按问。慈庆宫者，皇太子朱常洛所居宫殿。当时，“中外疑郑贵妃与其弟国泰谋危太子……举朝震骇”。次日，巡城御史刘廷元（浙党）审问后奏称：犯人名张差，蓟州人，语无伦次，迹似疯癫。又经刑部山东司郎中胡士相、员外郎赵会桢、劳永嘉（浙党）会审，亦一如刘廷元所指，以张差犯有疯癫病具狱。而刑部提审王之寀（cǎi采），心疑其非。十一日王之寀乘当值日提牢，私讯张差。差言：“小名张五儿，有马三舅、李外父，令随不知姓名一老公（民间习称内监为老公），说事成与汝地几亩。比至京，入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饭我，云：‘汝先冲一遭，撞着一个杀一个，打杀了我们救汝。’遂与我枣木棍，导我由后载门直到宫门上。守门阻我，我击之堕地。老公多，遂被缚。小爷福大。”王之案备录其语，并将张差供词写成揭帖送交署印邢部侍郎张向达代为入奏，并在揭帖之末写道：“张差不颠不狂，有心有胆，”要求绑文华殿举行朝审。

以内阁方从哲为首的浙党攻击王之寀胡言。坚持张差为疯癫，要求立即处决张差。双方矛盾日益激化。后经刑部司官复审，张差进一步供认：“不知姓名老公乃庞保，不知街道宅子乃住朝外大宅之刘成。二人令我打上宫门，打得小爷，吃也有，住也有。小爷者，内监所指皇太子也……。成与保皆贵妃宫中内侍也。”至此，真相大白，一时议论汹汹。中外皆疑郑贵妃欲谋杀太子，以扶立福王。郑贵妃大窘，向神宗哭诉，神宗亦难以解决。郑贵妃向太子极力表白，太子命内侍王安起草，下令诸臣不必多加纠缠。诸臣坚持追查元凶。

其时，神宗早已倦于朝政，不见群臣达25年之久。为了结此事，破例亲自出马。神宗驾幸慈宁宫，召见首辅方从哲、阁臣吴道南以及文武诸臣人内相见。神宗先责诸臣离间其父子，又令只把张差、庞保、刘成三人处死，余皆不论。又执太子手示群臣曰：“此儿极孝，我极爱惜。”又曰：“彼从婴儿至今已成人矣。朕如别有他意，何不早就更换，且三皇子福王已出居其封地（河南），离此千里之遥，非朕宣召，彼能飞至乎？”皇太子曰：“似此疯癫之人，决了也罢，不必株连。”又曰：“我父子何等亲爱……”神宗连声问群臣：“尔等听（到）皇太子语否？”既然神宗、皇太子均不愿追究此事，群臣唯有听命照办之一途。出慈宁宫后，立即传谕法司，磔张差于市，庞保、刘成暗中处决于内庭。梃击一案草草了结。

三案之二——红丸案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神宗朱翊钧病死。八月初一日光宗即位。即位时已有病。数日后内医太监崔文异进泻药。光宗服后，病情加重，腹泻不止，一日三四十次，不能临朝。首辅方从哲等赴宫门问安。光宗竟“数夜不得睡，日食粥不满盂，头目眩晕，身体罢软，不能动履”。二十九日，光宗召阁臣方从哲、刘一燥、韩旷等至乾清宫，光宗复问：“有鸿胪寺丞进药者安在？”方从哲奏：“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光宗命宣李可灼至，李可灼诊病后进一丸，药色红，即所谓红丸者。光宗用药后稍有好转，称其为忠臣。诸臣出宫门外等候。下午，李可灼出，言复进一丸。方从哲等问病状，李可灼以如前对。九月初一日，在位方一月的光宗即驾崩。光宗为明朝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

光宗之死，内外臣僚皆归咎于李可灼。惟首辅方从哲以光宗遗诏，拟赏李可灼银50两，群情大哗。纷纷上言，弹劾李可灼及方从哲。方从哲始改赏银50两为罚俸一年。而事尤未息，群臣继续弹劾崔文舁、李可灼及方从哲三人。崔文舁原为郑贵妃亲信，擅用泻药，使光宗元气不能恢复，有弑君之罪；李可灼连进二丸，致光宗于死地，未能寿终，弑君之罪不容恕；方从哲“不伸讨贼之义，反行赏奸之典”，其“十大罪、三可杀”，罪责难逃……先后上疏弹劾者主事王之案、刘宗周等四十余人。红丸一案最后以李可灼充军、崔文舁贬放南京、方从哲仍无事而告终。

三案之三——移宫案

移宫案为三案最后一案。移宫所指宫殿为乾清官。乾清官地位之重要，左光斗曾有评说：“内廷之有乾清官，犹外庭之有皇极殿。惟天子御天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其他妃嫔虽以次进御，不得恒居。非但避嫌，亦以别尊卑也。”乾清官实乃帝权之象征，为妃嫔所向往者。

当光宗即位后，原一再阻挠的郑贵妃惧帝忌恨，一改往日常态，极力讨好光宗，以珠玉及美女四人进献，选侍李氏最得帝宠。郑贵妃又献媚于李选侍，两人互相勾连，郑贵妃为其争封皇后，请其随光宗皇帝迁至乾清宫（按：当时新天子尚无皇后，即位前之太子妃郭氏已去世）；李选侍亦请晋封郑贵妃为皇太后。于是光宗命首辅方从哲封贵妃为皇太后，方从哲命礼部照办，经侍郎孙如游力争，事乃止。后又召方从哲、刘一燥、韩旷等至乾清官，光宗至东暖阁，仍谕册封李选侍为皇贵妃。此后不久，光宗病死。光宗死后，按例李选侍当迁出乾清官，由继承帝位之新天子入内居住。然李选侍坚持不迁。为此李选侍及兵科给事中杨涟等争斗不邑，由此生发很多变故，史称“移宫案。”

光宗皇帝死于即位第30天凌晨。由于死得突然，当时并无大臣守卫在侧。李选侍与心腹太监李进忠（即魏忠贤）密谋，企图挟持即将登位的皇长子、年方十六岁的朱由校据乾清官，以操纵朝政。移时，阁臣方从哲、刘一燥、韩火广，尚书周嘉谟以及张向达、杨涟、左光斗等前往哭临（即向遗体告别）。至乾清官内，遭侍卫内监持梃拦阻。经杨涟怒喝，始入。哭临毕，请见皇长子。皇长子被李选侍藏于暖阁不得出。廷臣问“皇储安在？”众内监不答。惟王安近前悄声告以实情，并拉皇长子出。廷臣一见皇长子，立即高呼“万岁”。左右挟住，出宫门登上御辇。此时官内仍不断传出“哥儿回来”之声。李进忠等内侍几次追赶出来，企图夺下皇长子。刘一爆靠紧御辇疾行，护送皇储到文华殿。在此等候的群臣拜呼“万岁”，当即把皇储先行立为东宫，暂住慈庆事内。至此群臣一方与李选侍一方的斗争已先胜一局。

群臣议定于初六日拥戴朱由校登极，登极则必先腾出乾清官，于是诸臣纷纷上疏要李选侍从速离宫。其中，御史左光斗之疏曰：“选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尊居正宫，而殿下乃退居慈庆，不得守几筵，行大礼，名分谓何？选侍……其人，岂可以托圣躬者……”

李选侍其时正与李进忠谋划对策。直拖至九月初五日即新天子登基前一天，群臣愤怒已极，纷纷至乾清官门外，高声呼喊，要李选侍迁出，声彻大内。李选侍慑于群情汹汹，不敢再拖，匆匆忙忙，于当日离开乾清官，迁往仁寿殿暂住。次日，皇长子朱由校得以如期即位，且住进乾清宫。移宫一事，奎此似可了结，然由于搬迁时间太紧，竟又生出种种枝节，遂使移宫一事终又成为移宫一案。

由于搬迁时间过于紧迫，迁出时甚为混乱。当李选侍移宫之际，太监王安等从中恐吓。李选侍惶恐，未能等及侍从相助，手抱八公主，徒步以行。凡簪珥衾绸之物，俱为群阉掠夺。“内阉李进忠、刘朝、田诏等乘机窃盗内帑，据为已有。有人因怀藏金宝沉重，跌倒于乾清宫外，金宝撒满地上，暴露出偷盗之行为。当时被捉获者有内侍刘逊、刘朝、田诏等人，后陆续捉到者有王永福、姚进忠、姜升等多人，皆李选侍的近侍。

对乘乱**内府秘藏一事，新天子熹宗朱由校愤怒之极。传谕交刑部严办。被捕诸内侍到刑部，上下打点，非但无罪，而且散布流言，进行反击，曰：新皇帝待先朝妃嫔太薄。李选侍的侍人、内监，一旦失势，亦甚不满，对此着意渲染，沸沸扬扬，甚而传出李选侍投环自缢、皇八妹投井自杀的传闻。于是御史贾继春上书内阁，责备阁臣于新帝即位伊始，即导之以违忤先皇，逼逐庶母，结尾又曰：“玉体未寒，爱妾奠保，忝为臣子，夫独何心！”给事中周朝瑞等迎头痛击痛骂贾继春为奸党。贾继春又上疏反击，疏中有“伶仃之皇八妹，入井谁怜！孀寡之未亡人，雉经莫诉”等句，把外间传闻以骈句加以宣扬，传诵一时，成为各句。最后，才即位的熹宗不得已亲自出面，降敕谕说明移宫原委。杨涟亦有《敬述移宫始末疏》一文。事实真相方得以大白。杨涟暂且回籍以避风；贾继春上疏认罪曰：“凡疏上所言皆道听途说，实该万死。”最后仍不能免，被“除名永锢”。

“三案”均属宫廷案件。三案本末，已经有始有终，三案结局，元凶已获，罪人伏法，原可算已经了结。然明代末期，门户更多，党争更烈。及阉党魏忠贤当道，修《三朝要典》，三案全部翻倒：梃击案则祸首为王之窠，以“捏造案情，用以敲诈”之罪名受到围攻，先给以“除名”处分，然后将其抓入狱中，令其退赔。“赃银”八千两。退赔不出便按期追比（按期用刑逼索），逼死狱中。红丸案则祸首孙慎行，先是受“削夺”处分（即削去其官籍，夺去其所有官阶、封号），继又被遣戍宁夏（尚未成行，崇祯继位，乃得赦免）。至于东林党人如邹元标、高攀龙、李三才等，均受追论。邹与李已死，仍遭削夺，高攀龙曾要严治崔呈秀之贪污罪，而今崔呈秀派出缇骑，将其抓进京去论罪。高攀龙于缇骑将到之时自沉于池而死。移宫案则罪魁并指为杨涟及左光斗，均以“党同伐异，招权纳贿”被定罪追赃。追不出赃乃五日一追比，用刑拷打，至体无完肤，惨死狱中。及崇祯嗣位，三案又翻了回去。崇祯先惩办罪大恶极的魏忠贤。魏忠贤得知要逮回京师自杀于行抵阜城途中。粉碎魏党后，乃为三案被冤诸人进行平反，冤死诸人均一一给以赠官赐恤；被遣戍者，召回复官任用。崇祯帝迅速而有效地扑灭魏党，消灭魏阉气焰，平反“三案”。

七步诗的写作背景

七步诗

作者：曹植 (魏晋)

煮豆持作羹。

漉豉以为汁。

萁在釜下然。

豆在釜中泣。

本自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译文

煮豆来做豆羹，想把豆子的残渣过滤出去，留下豆汁来作羹。豆秸在锅底下燃烧，豆子在锅里面哭泣。豆子和豆秸本来是同一条根上生长出来的，豆秸怎能这样急迫地煎熬豆子呢？

译文 注释

煮豆来做豆羹，想把豆子的残渣过滤出去，留下豆汁来作羹。豆秸在锅底下燃烧，豆子在锅里面哭泣。豆子和豆秸本来是同一条根上生长出来的，豆秸怎能这样急迫地煎熬豆子呢？

创作背景编辑

黄初元年（220年）正月，六十六岁的曹操病死，曹丕由世子荣升魏王；同年十月，汉献帝被迫禅让帝位，曹丕上位，称帝为魏文帝。由于争封太子这段经历让曹丕无法释怀，在他称帝后，他仍对曹植耿耿于怀。他担心这个有学识又有政治志向的弟弟会威胁自己的皇位，就想着法子要除掉他。曹植知道哥哥存心陷害自己，可自己无法开脱，只好在极度悲愤中七步之内应声成诗。据《世说新语·文学》记载：“文帝（曹丕）尝令东阿王（曹植）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杀），应声便为诗……帝深有惭色。” [6-7]

这首诗最早就被记录在《世说新语》之中，后来流传的仅有四句，即：“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大概是因为在传播过程中为它是否真出于曹植之手尚难肯定。然《世说新语》的作者去曹魏之世未远，所述自然有一定的依据，而且据《世说新语》中引《魏志》中了也说曹植“出言为论，下笔成章”，曹操曾试之以《登铜雀台赋》，植援笔立成，而且斐然可观，所以曹植在七步之内作出这样一首好诗也完全是可能的。 [7]

《七步诗》的真伪存在很大争议。余秋雨认为，以曹丕的智商，不大可能在宫殿上做这样残暴而又儿戏式的恶作剧。况且曹丕深知曹植才思敏捷，要刁难他也不会做得这么笨。余秋雨认为这首诗比喻得体，有乐府风味，很可能确实是曹植的手笔，但创作时的戏剧场面，大约就是后人虚构的了。“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系罗贯中伪作，不是七步诗的原文。

文学赏析

谢灵运曾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释常谈》）刘勰的《文心雕龙·才略》中也说：“子建思捷而才俊， 诗丽而表逸。”明代王世贞的《艺苑卮言》也说：“子建天才流丽，虽誉冠千古，而实避父兄，何以故？才太高，辞太华。”可见前人都指出了曹植才华出众，禀赋异常的特点，而最能表现其才华的例子就是这首《七步诗》。

这首诗纯以比兴的手法出之，语言浅显，寓意明畅，无庸多加阐释，只须于个别词句略加疏通，其意自明。前四句描述了燃萁煮豆这一日常生活现象，曹植以“豆”自喻，一个“泣”字充分表达了受害者的悲伤与痛苦。第二句中的“漉豉”是指过滤煮熟后发酵过的豆子，用以制成调味的汁液。“萁”是指豆茎，晒干后用来作为柴火烧，萁燃烧而煮熟的正是与自己同根而生的豆子，比喻兄弟逼迫太紧，自相残害，实有违天理，为常情所不容。诗人取譬之妙，用语之巧，而且在刹那间脱口而出，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后两句笔锋一转，抒发了曹植内心的悲愤，这显然是在质问曹丕：我与你本是同胞兄弟。为什么要如此苦苦相逼？“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千百年来已成为人们劝戒避免兄弟阋墙、自相残杀的普遍用语，说明此诗在人民中流传极广。

这首诗以萁豆相煎为比喻，控诉了曹丕对自己和其他众兄弟的残酷迫害。口吻委婉深沉，讥讽之中有提醒规劝。这一方面反映了曹植的聪明才智，另一方面也反衬了曹丕迫害手足的残忍。这首诗之妙，在于巧妙设喻，寓意明畅。豆和豆秸是同一个根上长出来的，就好比同胞兄弟，豆秸燃烧起来却把锅内的豆煮得翻转“哭泣”，以此来比喻兄弟相残，十分贴切感人。

当然，这首诗的风格与曹植集中的其他诗作不尽一致，因是急就而成，所以谈不上语言的锤炼和意象的精巧，只是以其贴切而生动的比喻，明白而深刻的寓意赢得了千百年来的读者的称赏。

曹植的政坛生涯以及其文学造诣

《七步诗》创作背景

黄初元年（220年）曹丕上位，称帝为魏文帝。由于争封太子这段经历让曹丕无法释怀，在他称帝后，他仍对曹植耿耿于怀，就想着法子要除掉他。曹植知道哥哥存心陷害自己，可自己无法开脱，只好在极度悲愤中七步之内应声成诗。

《七步诗》出自三国时期魏国诗人曹植的一首诗。

原文：

煮豆持作羹，漉菽以为汁。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译文：

煮豆来做豆羹，想把豆子的残渣过滤出去，留下豆汁来作羹。豆秸在锅底下燃烧，豆子在锅里面哭泣。豆子和豆秸本来是同一条根上生长出来的，豆秸怎能这样急迫地煎熬豆子呢？

扩展资料

诗词赏析

这首诗纯以比兴的手法出之，语言浅显，寓意明畅，无庸多加阐释，只须于个别词句略加疏通，其意自明。

前四句描述了燃萁煮豆这一日常生活现象，曹植以“豆”自喻，一个“泣”字充分表达了受害者的悲伤与痛苦。

第二句中的“漉豉”是指过滤煮熟后发酵过的豆子，用以制成调味的汁液。“萁”是指豆茎，晒干后用来作为柴火烧，萁燃烧而煮熟的正是与自己同根而生的豆子，比喻兄弟逼迫太紧，自相残害，实有违天理，为常情所不容。诗人取譬之妙，用语之巧，而且在刹那间脱口而出，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后两句笔锋一转，抒发了曹植内心的悲愤，这显然是在质问曹丕：我与你本是同胞兄弟。为什么要如此苦苦相逼？“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千百年来已成为人们劝戒避免兄弟阋墙、自相残杀的普遍用语，说明此诗在人民中流传极广。

这首诗以萁豆相煎为比喻，控诉了曹丕对自己和其他众兄弟的残酷迫害。口吻委婉深沉，讥讽之中有提醒规劝。这一方面反映了曹植的聪明才智，另一方面也反衬了曹丕迫害手足的残忍。

这首诗之妙，在于巧妙设喻，寓意明畅。豆和豆秸是同一个根上长出来的，就好比同胞兄弟，豆秸燃烧起来却把锅内的豆煮得翻转“哭泣”，以此来比喻兄弟相残，十分贴切感人。这首诗以其贴切而生动的比喻，明白而深刻的寓意赢得了千百年来的读者的称赏。

政坛生涯：

曹植自小非常聪慧，才十岁出头，就能诵读《诗经》、《论语》及先秦两汉辞赋，诸子百家也曾广泛涉猎。曹操赞赏其文采，宠爱有加。安十一年（206年）八月，15岁的曹植第一次随父东征海贼管承到达淳于（今安丘东北）。

建安十五年（210年），曹操在邺城所建的铜雀台落成，召集了一批文士“登台为赋”，曹植也在其中。在众人之中，独有曹植提笔略加思索，一挥而就，而且第一个交卷，其文曰《登台赋》。从此曹操对曹植寄予厚望，以为他是最能成就大事的人。

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植改封临淄侯。曹植既因为有才而受宠，丁仪、丁廙、杨修等人便都来辅佐他。曹操有些犹疑，好几次几乎要立曹植为太子。然而，曹植文人气、才子气太浓，常常任性而行，不注意修饰约束自己，饮起酒来毫无节制，做出几件让曹操很是失望的事。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他在曹操外出期间，借着酒兴私自坐着王室的车马，擅开王宫大门司马门，在只有帝王举行典礼才能行走的禁道上纵情驰骋，曹操大怒。令曹丕为世子。从此，曹植告别了昂扬奋发的人生阶段，陷入难以自拔的苦闷和浓浓的悲愁中。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仁为关羽所围困，曹操让曹植担任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带兵解救曹仁。命令发布后，曹植却喝得酩酊大醉不能受命，于是曹操后悔，不再重用他。

文学造诣：

曹植的诗歌，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应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曹植的诗又有自己鲜明独特的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

曹植的散文同样亦具有“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的特色，加上其品种的丰富多样，使他在这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黄初元年（220年）正月，六十六岁的曹操病死，曹丕由世子荣升魏王；同年十月，汉献帝被迫禅让帝位，曹丕上位，称帝为魏文帝。由于争封太子这段经历让曹丕无法释怀，在他称帝后，他仍对曹植耿耿于怀。

他担心这个有学识又有政治志向的弟弟会威胁自己的皇位，就想着法子要除掉他。曹植知道哥哥存心陷害自己，可自己无法开脱，只好在极度悲愤中七步之内应声成诗。



“明末三大案”究竟在说什么？细思之下，我们不难找到明亡的原因

关于被某位公众人物说成是 “三无王朝”—— 无明君、无名士、无名将 的明朝，历来就在民间引起了诸多争议。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帝吊死在煤山的歪脖子树上，这个不尽人意的结局，更是让无数人感慨万千、唏嘘不已。其实， 明朝之所以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一个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它败给满清，引发了所谓的“华夷之辩”。

中国的老百姓很多在阅读 历史 的时候，都喜欢当中国式的家长，自家的几个孩子打架，谁打赢了谁打输了，都无所谓。要是自家的孩子输给了“别人家”的孩子，那就会不由自主地蹬鼻子上脸。 很多时候你还很难从道德和 情感 上去对这样一种 历史 观批评、纠正什么。毕竟一个人的情绪是需要很多的见识和理性才能控制的。但是从逻辑上的因果关系来讲，一个事物的突然衰败不可能是毫无征兆，明朝最终灭亡也不可能是毫无预兆的。

今天，我们就从“明末三大案”这条逻辑线来梳理一下，为什么崇祯时期的明朝会让人感觉到无力回天了？在史学界， 基本达成共识 ： 三大案标志着明末纷乱和衰亡的开始 。

这一切要从 “明实亡于万历” 这句话开始说起。明神宗万历帝绝对是一个极具个性的存在，这位仁兄用 “几十年不上朝” 的行为艺术让 历史 牢牢地记住了他。但是这么一个甩手掌柜却是有明一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甩手掌柜当久了，店里很难不出事。在万历晚年，随着皇权、文官集团和宦官的政治斗争越来越复杂，逐渐牵扯出 “明末三大案” 。

所谓的 “明末三案” （ 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 ）是指万历朝及以后围绕帝位争夺的三次政治斗争，涉及皇帝、阁臣、宦官、后宫等多方政治势力。 这三件案子本质上是各方势力为了围绕皇权而产生的权斗 ，三个案件看似各自独立，但实际上却是互有联系，甚至可以说是逐步延伸、扩散的，就好象一部剧集的一、二、三部或者上、中、集。

这三大案在 历史 上的影响十分巨大，甚至被成为“乱明三大案”。其原因主要有三：　 1、“三大案”标志着皇权衰落；2、“三大案”导致明朝政治失衡；3、“三大案”的余波不断。 也正是因为这种巨大的影响力，“明末三大案”几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探究不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它究竟在说些什么？也许，我们会发现， 在众说纷纭的 历史 中，真相有时候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探寻真相背后的逻辑是什么，能带给我们什么的思考，最后的局面是什么。

封建 社会 的皇权继承一直有 “立嫡立长” 的规矩，但是万历帝当时的皇后没有子嗣，所以 “立嫡” 对于当时的万历帝来说就是一句空话了。那么，退居其次，万历帝就应该立他的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的，但是万历帝又十分偏爱郑贵妃所生的朱常洵，所以一度萌生废长立幼的想法。这一想法遭到了朝臣的一致反对，以明末着名的 “东林党” 尤甚。

面对压力，万历帝是赶不上他爷爷嘉靖帝的。想想嘉靖帝当然弄 “大礼议之争” 时，那是何等的 “虽千万人吾往矣”？ 在朝臣们的“正义凛然”的反对下，万历帝屈服了，还是立朱常洛当了太子。无怪乎人们常说 “祖制和道德是对皇权制约最有效的武器”。

但是，我们永远要正视一个问题，人的欲望是最经不起引诱的。 原本没有闻到肉香的人，或者对于能不能吃肉并不会有很深的执念。但你如果天天在他耳边说，我准备让你吃肉，你安心地等着吧。这个原本闻到肉香的人在大失所望之后是很难善罢甘休的。所以，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千万不要去随便勾起别人的欲望，一个人的欲望被勾起之后，他得到了，会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他没得到，他会因此埋怨报复。

郑贵妃和他的儿子朱常洵以及那些早早上了福王党这条船的政治投机分子们，开始不安分了。先是被立为福王的朱常洵也不愿意赴封地就蕃， 随后是福王党与太子党开始各种“狗咬狗、一嘴毛”。 但好在万历还活着，他们也不敢太明目张胆，所以事情也没有到达不可控制的地步。

但是到了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一名三十多岁的男子张差手持枣木棍，闯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逢人便打，伤及守门官员多人，一直打到殿前的房檐下，内官韩本用将持棍男子抓获，宫内才平静下来。 事后，张差供认系郑贵妃手下宦官庞保、刘成收买来刺杀太子的，该案史称梃击案 。

梃击案发生后，出于多种考虑，万历不愿此事闹大 ，于是判了张差一个“凌迟处死”就匆匆结案了。然后，庞、刘两个太监也在宫中被秘密处死了，太子朱常洛地位因此而更加稳固了。这个案件被认为是 太子集团导演的苦肉计 和 郑贵妃集团蓄意谋杀 的观点皆有之，但是由于万历的压制而草草了结，遂成秘案，诸多蹊跷已无可得知。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帝病死， 太子朱常洛登基，是为明光宗，史称泰昌帝 。明光宗登基仅仅十天，便一病不起。究其原因，竟是 郑贵妃 与泰昌帝当太子时就宠爱两名李氏选侍中的 “西李” 交好，通过西李给泰昌帝进献了8名绝色美女。这8位美女发挥了她们的杀伤力，5天之后，便让泰昌帝腿脚发软、上吐下泻了。

皇帝一生病， 太医不急太监急呀 ， 一位与郑贵妃关系密切的太监崔文升赶紧献上灵丹妙药 ，泰昌帝一想到还有8位美女在等他，也就急不可待地吃了，结果病情反而加剧了。这个时候西李就以侍奉为由入住光宗寝殿。八月廿九日，病情越来越严重的泰昌帝又收到来自 鸿胪寺丞李可灼 献上的红丸，听说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泰昌帝也未及多想，当即就服了一粒，果然感觉好多了，于是又迫不及待地再来一粒。结果这个 “再来一粒”可没后世“再来一瓶”那么温柔，直接让泰昌帝第三天半夜里就去追寻他那尸骨未寒的爹去了。这起案件就是所谓的“红丸案” 。

泰昌帝继位一个月即驾崩，朝内党派纷争激烈，案件相关的首辅方从哲、李可灼、崔文升成为众矢之的。后来在阁臣韩爌主持下，由新即位的天启帝下旨问崔、李二人罪。 朝廷怕“红丸案”引发的各派争斗无休无止，也是草草了事。 其中的疑点并未澄清，又成一桩迷案。

泰昌帝死后，性格懦弱的 太子朱由校（后来的明熹宗天启帝） 被泰昌帝宠妃李选侍控制。为了把持朝政，李选侍和郑贵妃集团、太监李进忠（后改名魏忠贤）勾结，挟持天启帝，坚持居住在天启帝所在的乾清宫内不搬走，无法举行登基大典。李选侍提出的诸如封自己为皇太后的要求被朝臣拒绝，双方矛盾激化。 “东林党” 人都给事中 杨涟 、御史 左光斗 等使出各种手段， 最终逼迫李选侍移到仁寿殿哕鸾宫，李选侍最后被其养子朱由校宣布*乱后宫而杀。此事件史称“移宫案” 。

上述便是 “明末三大案” 的来龙去脉，表面上看起来事实清楚，过程简单。 但其实都是一些细思极恐的问题，其复杂的内在逻辑我们过后再谈，先来看看它们的重要影响吧！

笼统一点地来说，明末三大案本质并不是是非之争，而是派系斗争。朝野上下、宫廷内外，无不牵涉其中。这种高频率、大面积的权力斗争，直接分化了大明朝的统治阵营，加剧了大明朝的体制虚弱。 就好像一个本就病重的人，却被一群中医和西医当作比拼医术高低的道具了，这人不死得更快，那就是一个奇迹了。

此起彼伏的政治斗争、无休无止的权力倾轧取代了大明朝正常的政治生态，成为统治阶级最为用心的事情。 与此同时，大明朝廷内有源源不断的农民起义，外有东北女真屡屡犯边的外族入侵。“三大案”使得大明朝廷一片混乱，却又无心治理。 乱明，由此而始！

具体一点来说 ，“三大案”的直接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皇权衰落；“三大案”实质上是皇权争夺斗争的外在呈现，无论布局者是谁，都彰显出明朝帝室对皇权控制力的衰退。 梃击案和红丸案当事人明光宗甚至无法保障自身的人身安全；移宫案中，后宫与朝臣争夺皇权的斗争已经公开化，演变为人身冲突。纵观移宫案始末，冲在第一线的始终是杨涟、左光斗等东林党的马前卒，杨涟时任兵科给事中，左光斗时任御史，这些人级别不高，却能直接冲在皇权斗争的第一线，说明帝室对皇权的把控已经衰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2、政治失衡；一个王朝政治的稳定，一定是建立在多方实力互相平衡和牵制，并形成良性制约的基础上，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也是基于这一点。 万历帝时期，晚明官场五极： 皇帝、东林党、其他党派、后宫、阉党 互相制约，这也是万历多年不上朝，还能维持政局稳定的原因。但是，随着万历帝驾崩，三案迭起，皇权衰落到极致，大明朝的政治平衡再难稳定。比如，在拥立过程中表现得太突出的东林党就一家独大，成了众矢之的。后来天启帝朱由校不得不通过扶持不同派系来强行维持统治稳定。天启帝继位初期，在东林党的一手遮天之下，明朝出现了史书所谓 “众正盈朝” 的局面，但这个 “众正盈朝” 只是以“东林党”为代表的文人集团的自我陶醉罢了。明末三帝中天启帝尚算是有些权谋的，很快他就摒弃成见，扶持了当初移宫案对手李选侍的贴身太监李进忠组成了阉党，用来打压东林党。结果顾此失彼，结果这个李进忠成了中国 历史 上唯一一个九千岁太监 魏忠贤 。 明末的政治失衡使得后来的崇祯帝再次走上了顾此失彼的老路，一步一步地耗尽大明的国运。

3、余波不断；所谓长痛不如短痛，三大案并没有因为天启帝继位而结束，而是成为明末党争的重要工具。 这其实和第二点有点类似。三大案背后的政治因素成了它们反复被翻案的驱动力。天启四年，东林党一家独大的局面已经让天启帝感受到了强烈的不安。而此时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大势已成，史载 “政移忠贤，同事者更希意阿旨，向高动即掣肘，杨涟二十四罪上，忠贤狠刺骨…… ”。次年魏忠贤组织其他派系，开始重审三大案，借机打压东林党。天启帝装聋作哑，毫不过问，甚至杨涟死于狱中许久以后才知道。到了崇祯帝继位后，朱由检为了对付权势熏天的魏忠贤阉党，又借机启用东林党的人打压魏忠贤，手起刀落就迅速查办了魏忠贤，并为三案翻案，东林党再次独揽朝中大权。即使明亡之后的南明小朝廷中，因为三案引发的斗争依然延续，成为不同派系互相攻讦的借口和手段。 三案的影响迁延数十年，直到南明朝廷覆灭，才算真的画上了句号。

综上所述， 三大案的背后其实是明朝朝廷的政治内斗，明英宗不顾朱元璋“宦官不得参政”的遗命，扶持了明朝第一个大太监王振，从而使得明朝进入宦官集团和文官集团互相制约和平衡的局势，终于让大明朝在这个时候品尝到了失衡的恶果。越是失衡，越想平衡，越想平衡，越是失衡 。 这种恶性循环最终吞噬了大明朝200多年的国祚。

“三大案” 的起因就是因为万历帝立太子这件事情开始的。 “一朝天子一朝臣”， 谁能成为太子意味着很多人的利益归宿，有利益冲突必然就会产生矛盾。基于这个出发点，我们重新梳理一下草草了事的 “三大案”，不难发现很多于常理不合的地方。

首先从“梃击案”说起： 1、 一介平民为什么能轻而易举闯入太子住处？他的作案动机是什么？2、 张差被抓后的供词可信度有多高？张差被郑贵妃安排人指使他去杀太子，难道庞保、刘成还会事先把身份和背景都给他交代清楚？3、 张差不是一个白痴，自知难逃一死，为什么没有选择更痛快一点的自杀？4、 如果真是郑贵妃安排的一切，为什么没有考虑到失败的可能性，难道单凭一个手持木棒的平民就可以轻易杀死太子？5、 庞保、刘成最后被秘密处死可以理解为“息事宁人”，那么万历帝对郑贵妃的处理态度就存疑了，一个触动国本的阴谋者，居然事后没有收到一点牵连？6、 太子在遭受到生命威胁之后，为什么能够“既往不咎”地放过了郑贵妃和福王？　　　

再来说说“红丸案”： 1、 朱常洛登基后为什么还能接受想害死自己的政敌郑贵妃送过来的美女？2、 朱常洛得病后为什么会服用与郑贵妃关系较好的太监崔文升的药？3、朱常洛病情加剧后为什么会有一个鸿胪寺丞李可灼来献红丸？4、 一颗红丸吃死一个皇帝，相关责任人居然最后都安然无恙，是谁在背后周旋？5、 如果说有人要朱常洛的命，那么朱常洛死了，谁是最大的受益者？6、 朱常洛死了之后，又是哪些人？以什么方式在收拢残局？　　

最后说说“移宫案”： 1、 为什么李选侍会不惜与郑贵妃结盟而谋求立后、不顾朝中大臣反对而欲据乾清宫“谋挟皇长子自重”？2、那些一向从容不迫、儒雅温和的“东林党人”为什么一改往日做派，失去冷静与理智，不计后果地去抢皇长子朱由校？3、 为什么时当时官阶低微的都给事中 杨涟 、御史 左光斗 可以直接冲进皇宫抢人？4、是什么原因让一直视李选侍（西李）为养母的朱由校在登基后宁愿背负不孝之名也要毅然决然地去揭露、打压其宫闱恶行？5、李选侍的宫闱恶行真的就是“实至名归”吗？6、 如果朱由校真的如此痛恨李选侍，为何后来又会重用李选侍曾经亲密的战友魏忠贤？　　

通过上述分析，大家还会觉得“三大案”过程简单吗？再结合后面的反复翻案，恐怕这些事情的背后有很多让我们错过真相的逻辑的复杂吧！

“ 梃击案 ”的幕后主使很明显不是郑贵妃 。给你一根木棒，让你横冲直撞地去帮我干掉太子？然后凶手被抓了就直接供出幕后主谋？显然这不符合正常的逻辑。 那么“ 梃击案 ”布局者的嫌疑就要落到太子党——东林党人身上了，东林党人顺利把他们支持的太子朱常洛推上皇位，不惜自编自导了这场“苦肉计”。“ 梃击案 ” 虽然矛头直接指向最大的威胁——郑贵妃和福王，但其实是东林党人争夺政治话语权的一种不择手段。 因为此时福王朱常洵已经到洛阳就蕃一年了。万历显然是了解这其中的龌龊的，所以郑贵妃和福王才会不受牵连，但同时朱常洛接位也已经是大势所趋，所以注定只能采取“和稀泥”的方式将案将草草了结。 秘密处死两个无辜的太监算是万历和东林党达成了共识。太子朱常洛是受益者，自然也不会反对什么。而达到了政治目的的东林党也不想彻底激怒万历帝，所以见好就收了。 所以，“ 梃击案 ”就在大家的心照不宣中结束了。

等到心里什么都明白的朱常洛登基后，东林党人对他的控制欲让他感觉更恐惧， 而且他心里十分的清楚郑贵妃其实很无辜，并且已经向现实妥协了，所以朱常洛才会放心信任郑贵妃 。从战略角度上来讲，要削减东林党人的影响，还需要借助郑贵妃的力量。至于李选侍就更没有理由要迫害朱常洛了，因为她本身就是朱常洛最宠爱的妃子，朱常洛好好地活着，她的利益才有保障。至于 历史 上说她勾结郑贵妃，推选郑贵妃为皇太后，让郑贵妃推选她为皇后，这其实只不过是两个女人想在政治上抱团取暖而已。 东林党人经过朱常洛上台后的一连串举措，发现自己辛辛苦苦扶持上台的皇帝原来背后别有用心，自然难免狗急跳墙了 。如果朱常洛是因病而死，最合理的死法也应该是死在太医手里。为什么会有一个鸿胪寺丞李可灼来献红丸，直接导致皇帝毙命？这背后如果没有人刻意给这次事故开口子或者谋划组织，显然是难以想象的。 显然，东林党在这次案件中的嫌疑还是最大的。

朱常洛死后， 李选侍孤儿寡母没有安全感是正常的 。况且经历了这么多事情，李选侍再蠢她也知道这背后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操控着这一切。 出于自我保护也出于对权力的渴望，李选侍选择“挟持”年幼的朱由校坐地起价。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朱由校是由李选侍长期抚养成人的，两人的感情基础很好。而且李选侍对朱由校的抚养权力是经过朱常洛许可的，李选侍的亲生儿子夭折了，一直把朱由校视为己出。最后，“移宫案”又在东林党人的猛冲猛打下草草了事。但是，时任都给事中的 杨涟 、御史 左光斗 能够直接冲进皇宫中去抢夺朱由校，本身就已经足够耐人寻味了。 朱由校继位后，也是十分清晰地感觉到身不由己，就连对自己的养母李选侍都要违背初心地去诋毁、打压。所以在根基渐稳之后，又刻意培植了乳母客氏和魏忠贤的新宦官势力集团，用来制衡东林党。

后来也恰恰是魏忠贤大势渐成的时候，对“三大案”进行第一次翻案，并借此对东林党进行了一次大清洗 。尔后，宦官集团和东林党围绕着“皇权”反复厮杀，此处就不展开讲了。但是，从这种政治逻辑的分析结果来看，“明末三大案”就是一部精彩的权谋剧。 我们不能武断地说东林党就是导演兼主演，但是东林党无疑是其中戏份最多、份量最重的一个角色。

通过上述的描述和分析，其实我们并不难找出明亡的真正原因。 常年的政治内斗，使得大明朝廷的势力分布已经严重失衡，无论是重用宦官的 熹宗还是打击宦官的崇祯，他们鉴于自身能力和格局的限制，一直都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过往矫正之路上渐行渐远，而早已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却再也经不起长久的折腾了，终于要亡了。

所以，在 历史 上有一句“魏忠贤不死，大明不亡”的戏言，虽然不能当真，但也完全不是没有道理。假设崇祯没有急于弄死魏忠贤，而是温和地去调节宦官集团和文官集团之间的政治平衡，也许明朝并不会亡得那么快。

任何一件事情都是过犹不及的，所以我们在生活中一定不要犯极端主义，用一种极端去解决另一种极端，无异于饮鸩止渴。 比如，我们爱一个人没必要把他捧上天，我们恨一个人也没必要把他往死整。当你把所有的敌人都赶跑，你的身边全是“朋友”，那么这些朋友一定会出现你新的敌人，反之亦然。

崇祯帝打压宦官集团，启用文官集团，你能说他错了吗？ 但是大家可以去看看在大明王朝大厦将倾的时候，以东林党为代表的文官集团在干什么？在窝里斗、在明哲保身、在发国难财……一个权贵们宁愿把财宝藏在家里等李自成进京来抢，也不愿意资助或借给国家做军费的明朝，能支持多久呢？

当然，明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崇祯虽然志气和骨气都有，但是才气和静气却不足，就是一个主要原因。 什么事情都想立竿见影，什么事情都要责全求备，还刻薄寡恩、不讲方法，还疑心甚重、信心不足……但是，其重要的原因甚至说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争来争去的大明朝到了崇祯手里，已经是千疮百孔了，崇祯的能力已经堵不住那些此起彼伏的漏洞了。

最后，回到“明末三大案”这个话题上来，套用一句话 “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这一连串的疑案背后是一连串的丑陋，皇帝、宦官、文官，没有谁是干净的！ 我最为感到失落的是以“东林党”为首的那帮文官，真是愧对文化、信仰和风骨这几个词！

回归到现实生活中来，我还希望这篇文章能让大家体会到一个道理： 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创造一种新的平衡局势，那么千万不要盲目去打乱原有的平衡。即使很多时候原有的状态会让我们感觉很不舒服，但是乱动手术，只会让我们更不舒服，甚至活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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