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_画策译文

查阅典籍:《商君书》——「商君书·画策」原文

  过去昊英氏统治的时代,让民众砍树捕杀野兽,那是因为当时民众少而树、野兽多。黄帝治理天下时不让人们捕杀幼小的野兽,不让人们吃鸟蛋,官吏没有供自己使唤的奴仆,死了不能用棺材埋葬。昊英、黄帝做的事不一样,却都称王于天下,这是因为时代不同了。神农治理天下时,男人耕种而使人有饭吃,女人织布让我们有衣裳穿;不使用刑法和政令而天下安定,不用军队就能称王天下。神农死了,人们开始以强凌弱,靠人多势重欺压人数少的氏族,因此黄帝制定了关于君臣和上下级之间的道德准则,父、子,兄弟间的礼仪,夫妻之间的婚配原则,对内使用刑罚,对外用军队征伐,同样是因为时代变了。由此看来神农并不是比黄帝高明,可是他的名声却很高,这是因为他顺应了时代变化。因此用战争消灭战争,虽然进行战争也是可以的;用杀人消除杀人,虽然杀了人也是可以的;用刑罚消灭刑罚,虽然加重刑事罚也是可以的。

  过去能控制天下的人一定是首先制服他的民众的人。能够战胜强敌的人也一定是首先制服他的民众的人。因此制服民众的根本在于控制民众,就像冶炼工人对黄金冶炼的控制,制陶工人对泥土的使用一样,这个根本不坚固那民众就像飞鸟和野兽,有谁能控制他们呢?治理民众的根本方式是实行法治。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就是用法律来遏制民众,而名声和土地就都增加了。

  君主的名声尊贵,拥有广阔的土地,最后达到称王天下,什么缘故呢?名望低微,土地面积减少,甚至最后灭亡,又是什么原因呢?是因战败了。没有打胜仗而不称王天下,没有打败仗而不灭亡的国家,这是古今也未曾有过的事。民众作战勇敢,打仗就会获胜,反之则会失败。能让民众专心作战的君主,民众打仗就勇敢;不能使民众专心作战的君主,民众打仗就不勇敢。圣明的君主看见称王天下的功业只能在战功中获得,所以要求全国的民众当兵。走进一个国家,观察这个国家的治理方法,军队被充分运用国家就强大。凭什么知道民众被君主使用了呢?那就是民众看见打仗,就像饥饿的狼看见了肉一样,那么民众就被使用了。

  一般来说,战争是民众讨厌的东西,能让民众喜欢去打仗的君主就称王天下。强大国家的民众,父亲送他的儿子去当兵,哥哥送他的弟弟去当兵,妻子送她的丈夫去当兵,他们都说:‘不能得到敌人的首级不要回来!’又说:‘不遵守法律,违抗了命令,你死,我也得死,乡里会治我们的罪,军队中又没有地方逃,就是跑回家,我们要搬迁也没有地方可去。’军队的管理办法是将五个人编成一伍,实行连坐,用标记来区分他们,用军令来束缚他们。逃走了也没有地方居住,失败了没有办法生存。所以三军的将士听众军令就像流水一样,就是战死也不掉转脚跟向后退。”

  国家治理混乱,不是因为它的法度混乱,也不是因为法度被废弃不用。国家都有法律,但却没有让法律一定实行的办法。国家虽有禁止邪恶犯罪,对盗贼处以刑法的法令,但却没有使邪恶、盗贼一定能捕获的办法。作邪恶之事、偷盗的人要处死刑,可是犯奸、偷盗的现象却不断发生,这是由于做了坏事不一定能被抓住。就是一定能抓住却仍有邪恶、偷盗的事发生,这是因为刑法轻的原因。刑法轻,不能成功地处治犯罪;假如能捕获,受刑罚处治的人就多。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只处罚不守法的人,不奖赏善良而守法的民众,因此,不用刑罚民众也善良守法。是因为刑罚重了。刑罚重,民众不敢触犯刑法,因此也就没有刑罚;民众没有谁敢做不该做的事,这时全国的民众都守法。因此,不奖赏守法的良善人而民众都善良。不可以奖赏善良的人,就像不能奖赏盗贼一样。因此,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能使像跖一样的人变得诚实可信,而何况像伯夷这样的人了?不会治理国家的人,即使是像伯夷一样的高洁之士也可疑,更何况跖了?假如形势使人不能做坏事,即使是跖一样的人也可以信赖;假如形势能让人做坏事,即使是伯夷一样的高洁的人也可疑。

  国家或者是治理的更好,或者是治理的更乱。英明的君主处在国君的地位上,它所选用的人一定有贤德的才能,那么法令便掌握在贤德的人手中。法令掌握在贤德的人手中,那么法度就能在下面实行,不贤德的人就不敢做坏事,这就叫治上加治。不英明的君主处在国君的位置上,它所选用的一定都是不贤德的人,国家就不会有严明的法令,不贤德的人就敢做坏事,这就叫乱上加乱。军队或者是强上加强,或者是弱上加弱,民众本来想要打仗,又不能不去打仗,这就叫弱上加弱,即更弱。

  英明的国君不能毫无节制地使他的臣子们富贵。所说的富,不是指的粮食珠玉吗?所说的贵,不是指的爵位官职吗?废弃法律变成个人做主,赐给臣子爵位和俸禄,那么臣子们便富贵了。一般说来,君主的品德行为不是高于所有的人,智慧也不是都能超出所有的人,勇敢、力量也不是超出所有的人。可是,民众即使有不寻常的智慧,也不敢谋求君主的地位;有勇敢和力量,也不敢弑杀君主;即使民众人数多,也不敢凌驾在他的君主之上;即使民众的人数达到亿万人的数目,可是,只要君主摆出优厚的奖赏而民众也不敢争抢,实行刑罚而民众也不敢怨恨,这是因为有了法度。国家混乱,是由于民众多考虑个人之间的情义;军队的力量弱,是因为民众多追求个人间的斗勇。那么在实力削弱的国家获取爵位、俸禄的途径就有许多;使国家灭亡的风气,是因为民众看不起爵位,轻视俸禄。不劳动有饭吃,不打仗有荣誉,没有爵位照样尊贵,没有俸禄照样富有,没有官职照样有威风,这就叫做奸民。所说的“善于治国的君主身边没有忠臣,慈爱的父亲身边没有孝顺的儿子”,这是因为英明的君主不想听好听的恭维话,都使用法律使大臣互相监督,用命令让大臣互相纠正。这样的话,臣民们就不能单独做坏事,也不能同别人一块做坏事。所说的富有,是进的多处地少。穿衣有限制,吃的喝的都有节制,那么支出的就少。妇女在家中尽量做自己该做的事,男人在外面做自己该做的事,那么收入就多。

  所说的英明君主,是指君主没有什么地方看不到,那么大臣就不敢做不该做的事,民众就不敢为非作歹。所以,君主坐在安适的床上,听着弦乐器和管乐器奏出的乐曲,而天下便治理好了。所说的英明君主,它能使民众不能不按法令去做事。所说的强大君主,使治天下人都被他制服了。因此才能聚合天下人的力量。所以强悍的人不敢暴乱,圣明聪慧的人不敢做欺诈的事,并凭借空洞的说教被君主选用;拥有全天下的人,没有谁敢不做君主所喜欢的事,而回避君主所讨厌的。所说强大的君主,使指他能使有勇力的人不得不为自己所用。他统一天下的理想能实现,天下的人都愿意辅佐他;他的理想如不能实现,天下的人也喜欢他。依靠天下的人,天下的人就会抛弃他;自己依靠自己的人,才能得到天下。得到天下的君主,首先是要自己得到自己的人;能战胜强大的敌人,首先自己能战胜自己。

  圣明的人懂得社会一定会那样发展的道理,一定要顺应时代发展的形势,因此制定一定能把国家治理好的法令,使用战必胜的民众,下达民众一定能听从的命令。所以军队出发打仗便会无敌于天下,君主的命令一下达天下便会服从。黄鹄飞翔,一飞便是上千里,这是因为它具备一定能飞行千里的翅膀。丽丽、巨巨这样的良马能一天跑一千里远,这是因为它们具备一天能奔跑一千里的本领。虎、豹、熊、罴,生性凶残而无敌于天下,是因为它们有一定能战胜其他野兽的能力。圣人能发现社会本当如此发展的政治准则,明白社会一定那样发展的规律,所以他统治民众,就像利用高低的地势控制水流一样,又像用易燃物品的干湿来控制火一样。所以说,讲求仁慈的人能够对别人仁慈却不能使别人仁慈;讲求道义的人能够爱别人,却不能使别人相爱。因此,懂得仁慈、道义的人不足以治理天下。圣人有一定让天下人信任的品德,又具有让天下人不能不信任的办法。这里所说的道义,是说作为臣子定要有忠心,做儿子一定有孝心,长幼之间有礼节,男女之间要有别。如果不合乎道义,就是饿死也不能苟且吃饭,死了也不能苟且偷生。这些不过是有法律国家的平常之事。因此,圣明的帝王不重视道义而重视法律,而且法律必定要平明,君主的命令一定要贯彻执行,那就可以了。

  昔者昊英之世,以代木杀兽,人民少而木兽多,黄帝之世,不麛不卵,官无供备之民,死不得用椁。事不同,皆王者,时异也。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义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也。由此观之,神农非高于黄帝也,然其名尊者,以适于时也。故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

  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治于金、陶于土也。本不坚,则民如飞鸟禽兽,其孰能制之?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名地作矣。

  名尊地广,以至王者,何故?名卑地削,以至于亡者,何故?战罢者也。

  不胜而王、不败而亡者,自古及今未尝有也,民勇者,战胜;民不勇者,战败。能壹民于战者,民勇;不能壹民于战者,民不勇,圣王见王之致于兵也,故举国而责之于兵。入其国,观其治,兵用者强。奚以知民之见用者也?民之见战也,如饿狼之见肉,则民用矣。凡战者,民之所恶也。能使民乐战者王。强国之民,父遗其子,史遗其弟,妻遗其夫,皆曰:“不得,无返!”

  又曰:“失法离令,若死,我死。乡治之。行间无所逃,迁徙无所入。”行间之治,连以五,辨之以章,束之以令。拙无所处,罢无所生。是以三军之众,从令如流,死而不旋踵。

  国之乱也,非其法乱也,非法不用也。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

  国皆有禁奸邪、刑盗贼之法,而无使奸邪、盗贼必得之法,为奸邪、盗贼者死刑,而奸邪、盗贼不止者,不必得。必得而尚有奸邪、盗贼者,刑轻也,刑轻者,不得诛也;必得者,刑者众也。故善治者,刑不善而不赏善,故不刑而民善。不刑而民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而民莫敢为非,是一国皆善也,故不赏善而民善。赏善之不可也,犹赏不盗。故善治者,使跖可信,而况伯夷乎?不能治者,使伯夷可疑,而况跖乎?势不能为奸,虽跖可信也;势得为奸,虽伯夷可疑也。

  国或重治,或重乱。明主在上,所举必贤,则法可在贤。法可在贤,则法在下,不肖不敢为非,是谓重治。不明主在上,所举必不肖,国无明法,不肖者敢为非,是谓重乱。兵或重强。或重弱,民固欲战,又不得不战,是谓重强。同固不欲战,又得无战,是谓重弱。

  明主不滥富贵其臣。所谓富者,非粟米珠玉也?所谓贵者,非爵位官职也?废法作私爵禄之,富贵。凡人主德行非出人也,知非出人也,勇力非过人也。然民虽有圣知,弗敢我谋;勇力,弗敢我杀;虽众,不敢胜其主;虽民至亿万之数,县重赏而民不敢争,行罚而民不敢怨者,法也。国乱者,民多私义;兵弱者,民多私勇。则削国之所以取爵禄者多涂;亡国之欲,贱爵轻禄。不作而食,不战而荣,无爵而尊,无禄而富,无官而长,此之谓奸民。

  所谓“治主无忠臣,慈父无孝子”,欲无善言,皆以法相司也,命相正也。

  不能独为非,而莫与人为非。所谓富者,入多而出寡。衣服有制,饮食有节,则出寡矣。女事尽于内,男事尽于外,则入多矣。

  所谓明者,无所不见,则群臣不敢为奸,百姓不敢为非。是以人主处匡床之上,听丝竹之声,而无下治。所谓明者,使众不得不为。所谓强者,天下胜。天下胜,是故合力。是以勇强不敢为暴,圣知不敢为诈而虚用;兼天下之众,莫敢不为其所好而辟其所恶。所谓强者,使勇力不得不为己用。其志足,天下益之;不足,天下说之。恃天下者,天下去之;自恃者,得天下。

  得天下者,先自得者也;能胜强敌者,先自胜者也。

  圣人知必然之理、必为之时势,故为必治之政,战必勇之民,行必听之令。是以兵出而无敌,令行而天下服从。黄鹄之飞,一举千里,有必飞之备也;丽丽、巨巨,日走千里,有必走之势也;虎、豹、熊、罴,鸷而无敌,有必胜之理也。圣人见本然之政,知必然之理,故其制民也,如以高下制水,如以燥湿制火。故曰: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圣人有必信之性,又有使天下不得不信之法。所谓义者,为人臣忠,为人子孝,少长有礼,男女有别;非其义也,饿不苟食,死不苟生。此乃有法之常也。圣王者不贵义而贵法,法必明,令必行,则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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